文人画在现代和未来社会占有何种地位，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它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一种形态，它体现的文化精神，它所包含的艺术技巧，要得到继承和发扬，这是没有争论的。继承和发扬文人画的精神和技巧无非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直接地延续文人画的‘‘原形态”，在 “仿古”的形式中寻求新意的表达，这种方式可以称之为“以古开今”;另外一种则是将其精神与技巧吸收和融合在“新形态”的创造之中，赋予新形态的艺术创造以传统的意味。不论采用上 述何种途径或方法，陈衡恪先生在《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说的文人画的四大要素：人品、学问、 才能和思想，对艺术家来说都是重要的，尤其对直接延续文人画“原形态”的艺术家来说，更为重要。

　　郭西元先生是从事文人画原形态创作的艺术家。他在给我的信中说： “我也就是因拜陈大羽为师，自文人画入手，写字，画画，刻印，读书，一路下来，知此路艰辛，能前进一点实不易，然古人书不敢不读，古人书画不敢不习，只是中国画虽小道，但画好却难。”这里，郭西元说出了他之所以走上文入画创作这条道路，是因为他受陈大羽先生的指引，从内心迷恋此道。他说出的一个“难”字，也是经过三十多年奋斗之后的切身体会，是由衷之言。遵循文人画的规范进行创作之所以难，是因为前人创造成果积累丰厚，今人不用说超越，就是前进一小步也实非易事。何况文人画盛行时所依存的社会环境和审美意识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创作者、受众、传播途径和媒介都和以前大不相同。此外，新体或称之谓“中西融合体”即吸收了西画技巧的中国画，对文人画也是难以回避的挑战和冲击。但正如前面所说，这并不表明文人画在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生存空间。科技社会和信息时代更需要诸如文人画这样具有深厚人文精神的传统艺术，来调剂人们的精神，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慰藉。郭西元从朦胧状态走向文人画，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它艺术价值的认识，增强了信心。他意识到，只有潜下心来认真钻研传统和提高自身全面的文化艺术修养，才能在创作上有所作为。他在诗、书、画、印上下过苦功夫，从临摹入手，深入体会其中精神。同时，他懂得，只有在创作中自由、舒畅地表现自己的真性情，才可能有新的个性风格出现。我想，郭西元在掌握扎实的基本功，在培养自己心境和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方面所做的努力，使他的艺术创作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文人画的基本功主要是笔墨造型能力和笔墨的格调、情趣，这是不同于西画写实体系的写意语言。它不重形似，而着重于意的表达，功夫在书法。所以郭西元把“写字”放在自己“功课”的第一位。他的画讲究笔线的力感和韵味，讲究墨色的层次和变化，在洒脱豪放的用笔中，在点、 擦、皴、染中尽显自己的真性情。也是由于有坚实的书法功底，他的作品尤其花鸟画很有章法， 很有内在的整体结构。他善于运用计白当黑、以虚带实和虚实相生的手法，使画面浑然一体。说 到这里，我要指出，他的治印艺术，和他的绘画、书法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特别是在虚实关系处理和布局上心裁独具，灵动自由，颇有生气，说明他的功底扎实和有悟性，艺术思路一以贯之。郭西元笔下的花鸟和景物都极其普通，但他善于在平凡处发现不平凡，抓住对象特点即他说的“奇异处”，精心经营，使其别开生面。由于他对人生和艺术的体悟，也由于他以虔诚和虚静的心境进行创作，他的画看似逸笔草草，却没有一点浮躁气，脱俗、脱甜，格调超逸，且有象外之象和弦外之音，还略带苦涩味，含有禅意。他既重视绘画法则，又敢于随兴所至甚至随心所欲， 在有法和无法之间驰骋自己的才智。

　　郭西元的文人书画能达到这种境界，和他有相当的理论修养有密切的关系，他不仅勤奋读书， 认真读画史、画论，而且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进行思考和写作。他的艺术实践是建立在理性思维 基础之上的，在复兴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上他有一种自觉性和使命感。前几年他出版过一本论文集，嘱我作序，我写过下面的话： “他的文章，包括带有理论性的一类，写得很轻松，没有学究气，娓娓道来，颇有文采。说的都是艺术规律和人生哲理(艺术规律也都在人生哲理之中)， 但从身边琐事或见闻起笔，有感而发，思路自然，趣味横生，寓理于情，发人深思。”“郭西元君是推崇文人画并在此领域耕耘和有成就的。他为此传统的失落而不平，他为文人画传统的复兴、繁荣在呼唤、奋斗，这些都是符合我们时代需要的。”

　　前面说过，在当今和未来社会，文人画不可能是唯一的中国画表现形态，多元化的趋势和社会的广泛需要，必然会使中国画的表现形态和形式多样化。在多元的格局中，原形态的文人画的意义和价值理应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文人画理应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它的优秀传统(包括观念和技巧)理应得到细心的保护、继承和发扬。为此，必须有一批仁人志士辛勤耕耘和探索。富有献身精神的郭西元在艺术实践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为推动文人画繁荣所付出的劳动，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和赞扬。

邵大箴2006年1月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